图片故事:日军细菌战的24位中国受害者及遗属2017-08-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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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2017年8月15日,距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对日诉讼20年,距日方法院最终驳回受害者索赔及道歉诉求整整10年。当年起诉的180位原告代表,现仅剩约三分之一在世。时间侵蚀着这些个体的生命。在常德,当年61位对日诉讼原告中,仅21位在世;在义乌上崇山及崇山二村30位原告中,仅9人在世。“等这批老人去了,这段历史会像灯油燃尽一样,永远灭掉。”74岁的细菌战受害者王福元说,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。2017年7月,深一度记者赴义乌、丽水、常德,用镜头记录下了他们的群像。
图为细菌战对日诉讼原告、74岁的崇山村村民王福元在村中老年协会休息。崇山村鼠疫流行时,王福元尚未出生,他的奶奶和姐姐都死于鼠疫。他后来知道,姐姐发烧后,家人怕传染,将她搬至室外独睡。夜里姐姐害怕,母亲就去陪伴,等姐姐睡下再回来。后姐姐半夜醒来,发现妈妈不在吓得直哭。等天亮母亲去看时,姐姐已经死去。 北青深一度 记者 蒲晓旭/视觉中国
  • 细菌战对日诉讼原告代表、80岁的崇山村村民王晋华在回忆细菌战往事。村里鼠疫爆发时,他年仅5岁,奶奶将他送往姑姑家寄养,直到小学毕业才回到村里。但他的伯父、叔叔、伯母和哥哥都死于鼠疫。长大后的王晋华曾担任了20多年的村干部,且十分热心细菌战宣传和维权事务。
  • 细菌战对日诉讼原告代表、90岁的崇山村村民王基木。崇山村鼠疫爆发后,15岁的王基木被母亲送至村外的碑塘庙避难,躲过一劫。但他35岁的母亲、12岁的妹妹和一位表妹却因染疫而死。如今,耄耋之年的王基木身体依然硬朗,虽然上了年纪不能再种田,但他每月六、七百元的养老金也足够生活。
  • 王建政站在自家的服装刺绣厂里。对日诉讼结束后,义乌在2015年成立了“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协会”,王建政被推举为常务副会长。据其介绍,因协会既未收会费,也未有年轻的受害者后人加入,随着骨干逐渐逝去,协会所有事务几乎都落在他的身上,他不得不时常放下刺绣厂的生意或自费开展活动,这让他感觉举步维艰——“我不可能一直坚持下去。”
  • 王化涛在家中展示自己写的书法。崇山村鼠疫爆发后,连做法的道士及抬棺者都不敢来办丧事。王化涛一家也曾想逃出村去,但邻村都不敢收留。王化涛长大后入了伍,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,后转业在地方工作。现在除了看电视,他每天都要写三张书法。
  • 86岁的细菌战对日诉讼原告、上崇山村村民王基月。他的姐姐(16岁)和弟弟(2岁)都感染了鼠疫,两人口渴地厉害。姐姐大声地哭,病发十多个小时就死了。弟弟身上出现红斑点,疼得喊母亲,还没来得及看医生,病发二十几个小时也死了。日军烧村的时,9岁的王基月刚好从祖母家回来,目睹了家中150多平的3间两层房子在日本兵的把守下烧毁的过程。
  • 王明光与老伴以及外孙、外孙女在一起。他曾在部队当兵15年,转业后进入冷冻机厂,并工作了20多年,对于当年的痛苦回忆,孩子们都劝他不要再提了。王明光如今已退休18年,主要靠养老金生活,平日里他在家种些菜和瓜果,并照看孩子们。
  • 细菌战对日诉讼原告、89岁的上崇山村村民王兴钱站在自家院里。崇山村鼠疫流行时,王兴钱14岁。他38岁的母亲、10岁的弟弟、未婚妻和祖母相继染疫。后祖母、母亲和弟弟三人去世。日军放火烧村后,其伯伯的三个孩子就死了。如今他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,和老伴靠养老金及及儿女赡养生活。作为对日诉讼原告,他竟不知十年前就已结束的对日诉讼结果:“一直以为没结果,也没想过跟人打听或聊起这件事。”据村民介绍,村里已经很少有人会谈起细菌战那段历史了。
  • 叶张齐,93岁,现居丽水云和县石塘镇。1943年6月,日军炸毁了叶张齐家的房屋。后来他到山坡割草,脚被草划破,腿部溃烂起来。据其女叶新梅介绍,叶张齐腿部的溃烂处最大时有拳头大小,深可见骨。为治伤,家人多年来一直挖草药为其治疗。每当此时,患处的脓血就会减少。前年,深圳一药厂提供免费药品给丽水地区的“烂脚”病人使用。叶张齐用后,伤情进一步好转,直至去年上半年已康复。当年夏天时,因蚊虫叮咬抓挠,再次复发,现腿部仍有一小洞。四年前,叶张齐患上老年痴呆,有时连女儿都不认识,又摔断了股骨,不能走路,并因白内障失明,如今生活全凭保姆照顾。
  • 何兰明,85岁,现居丽水云和县石塘镇。何兰明幼时,日军飞机经常来轰炸。一次弹片击中同村兰昌礼家大门,并打倒柱子。何兰明好奇,爬上墙头去看兰昌礼家情况,腿被划破,起了小泡,泡破后开始溃烂,从此染上“烂腿”病。同兰昌礼一样,2015年1月,何兰明得以前往上海治疗,如今双腿早已康复。何兰明共有两二一女,因老伴去世,他独自在农村生活,并能下地种菜种茶叶,这也是他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。
  • 兰昌礼,91岁,现居丽水云和县石塘镇。1942年,16岁的蓝厂里右脚开始发红,发痒,抓破后就溃烂成为“烂脚”,同村还有十几位“烂脚”病人,至今仅剩三位。2015年1月,兰昌礼赴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免费治疗康复。但回家后没保护好,右脚病情复发,后再赴上海治疗后痊愈。由于现在担心腿部碰伤致病情复发,他用纱布包住患处。他现在平时不仅可以四处走动,还可以下地种菜。
  • 2017年7月,丽水莲都区碧湖镇,84岁的徐丙翠。日军撤退半年后,11岁的徐丙翠嘴部开始溃烂,牙齿外翻,说话含糊,只能食用稀饭。美国医学专家弗曼斯基在看过徐的照片后,指出徐所患为鼻疽。在一战欧洲战场,鼻疽曾被用来伤害马匹,破坏军队运输能力。随着年岁的增长,徐丙翠原本外翻的牙齿已全部掉光,嘴部的畸形更加明显。据丽水细菌战史料研究会会长庄启俭介绍,徐丙翠是目前中国唯一一位在世的侵华日军细菌战鼻疽受害者。
  • 2017年7月,丽水莲都区联城街道,80岁的夏徳连。夏徳连12岁时得上了“烂脚病”。因为没钱治疗,只能自己买药,始终无法治愈。要不是有人前来调查细菌战,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腿疾与细菌战相关。通过丽水细菌战史料研究会推荐,夏徳连得以在上海治疗并康复。在夏徳连看来,目前自己已“彻底好了”。即便偶尔发痒,也可以买点药品控制。说起治愈烂腿后的生活,他面露喜色。
  • 2017年7月,丽水莲都区联城街道,78岁的何遗祥。他在七、八岁放牛时,染上了“烂脚病”,同村还有几人也染上该病。因当时年幼,他尚不知此与细菌战相关。直到一位年长的村民告诉他日军曾在当地投过细菌炸弹。起初,何遗祥只是右脚患病,后来左脚也开始溃烂。他偶然从冯欢喜处得知丽水细菌战研究会在寻找愿意接受治疗的“烂腿”病人,于是找来要求去上海治疗。后经治疗康复。但因回家后干活时不慎碰破左腿,又发炎起来。如今他的右腿已经痊愈,左腿仍有一处溃烂的小洞,平时需要敷药包扎。
  • 2017年7月,丽水莲都区水阁镇,84岁的王松强躺在家中修养。他9岁时,父母被日军炸弹炸死,他的双腿也被炸破。此后双腿反复溃烂,并不断在小腿上形成坑洼的小洞。最深处,两腿皆可见白骨。据王的女儿王仙美介绍,因缺乏劳力,王松强总是用纱布包着伤口在水田劳作。有时腿太痛,常人20分钟的路程,他要走三小时。据王松强介绍,在他11岁时,医生将他两条腿的血管扎了起来,溃烂的伤口逐渐好转。步入中年后,注射青霉素让他进一步好转。几年前,深圳一药厂免费拿药给丽水的“烂腿者”使用,用了几次后,他就痊愈了。曾经的伤口则变成了一块块黑色的斑块。
  • 2017年7月,丽水莲都区老竹镇,86岁的傅君华。十二、三岁时,他的左腿被草丛划破,奇痒无比,抓挠后就长泡,泡破后就开始溃烂。而左腿伤口渗出的血水沾到右脚后,又致右腿溃烂。其左腿伤口最深处,约有三厘米,可见血管和白骨。烂腿疼痛,患处伴有恶臭,反复发作,始终无法愈合。鸡鸭走过他的脚边,甚至都会啄一口,疼痛堪言。2014年末,傅君华到上海九院受治,双脚成功治愈。70多个冬天里没穿过袜子的他,终次穿上了袜子。他也可以走进人群,与其他村民随意聊天,不再担心因腿臭而被嫌弃。不幸的是,他在今年正月摔断了左腿,只能拄拐出行。
  • 84岁的常德细菌战受害者易孝信在家中给自己做按摩。他是对日诉讼湖南常德易家湾村的原告代表。1942年9月前后,不到4天,只有12户共46人的易家湾村,因鼠疫12人死亡,其中8户失去了年富力强的男人,丢下孤儿寡母。疫情发生时,易孝信已9岁,染疫者睡在地上,以及亲友哭啼的景象,他至今都历历在目。长大后,易孝信考入北京师范大学,后进入湖南文理学院任高等数学老师,如今退休在家。作为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理事,易孝信意识地将侄子易友喜介绍入会,以作为年轻后辈培养。后来他年老跑不动了,易友喜便接过了他的班。如今,53岁的易友喜已是除42岁的会长高锋外,最年轻的协会骨干。
  • 84岁的对细菌战日诉讼原告代表、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秘书长丁德望。其父在吃完一场喜酒后突染鼠疫,次日晚便身亡,丁德望时年9岁。丁父去世后,全家都由母亲照顾,丁德望的姐姐和3个妹妹从未读过书,而丁德望也只读到小学四年级。丁父去世后,其吃酒的村子连续死亡近百人,医生不敢去医治,道士不敢去做法事,人们也无从了解疫源,都说是瘟疫。丁德望一直积极参与细菌战维权和历史宣传工作,直到去年身体出现不适。他最大的希望是,能建设一座细菌战主题的纪念馆或纪念碑,让后人记住那段历史。
  • 77岁的细菌战对日诉讼原告代表、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常务副会长徐万智。常德鼠疫流行时,徐万智的父亲从常德汉寿县贩米到常德,返家后即发高烧,五日后便去世了。之后家中的堂哥、奶奶、哥哥、叔叔相继去世。因伤心过度,徐万智的爷爷哭瞎了双眼,母亲也抱病在床,全家一贫如洗。徐万智多年来始终在为调查和宣传细菌战而四方奔走,如今他难免感慨,社会上对细菌战的关心已大不如20年前对日诉讼时——“搞了这么久,我们的心也在冷。”
  • 83岁的常德细菌战受害者、细菌战对日诉讼原告李宏华,站在常德桃源县吉安湾村的家门口。1942年,李宏华的爷爷和他一同从村里去常德卖猪。彼时常德已经爆发鼠疫,离开村子需要打防疫针,时年13岁的李宏华怕疼,爷爷便叫他回家,自己则继续进城卖猪,并在那染疫,第四天便去世了。此后,料理丧事的亲友也相继染疫,16人陆续死亡。李家为此负债累累,李宏华也只读了一年书,靠乞讨为生。他长大后入伍并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,并在部队学得了文化。如今他依靠每月1000多元的优抚金生活,并在农村养鱼、种地。
  • 73岁的常德细菌战受害者、对日诉讼原告高绪官在家中看报纸。常德鼠疫爆发时,高绪官尚未出生。父亲靠在常德挑河水挣钱,母亲则常带着三个孩子走街串巷要饭。1941年末,两位哥哥突发高烧,不省人事。高父无钱医治,只得租了条小渔船回老家,半路,高绪官大哥就死了,回家一会,其二哥也去世了。从那之后,高父再未进常德谋生,母亲则哭坏了眼睛。两年后,高绪官出生。其长大后,父母曾多次讲起两位哥哥去世的情景。如今,高绪官已退休多年,每天早晚都要看两份报纸。他的儿子正是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的会长高峰。
  • 94岁的常德细菌战受害者王华璋。常德鼠疫爆发时,大家都以为是瘟疫。19岁的王华璋在常德石公桥镇做工,某天他好奇地跑到镇上一位死了三口人的家里看究竟。还没进门,他就闻到一股异味,次日晚,他感到不适。第三天清晨,就浑身乏力。老板劝他回家休息。回家后,他被家人送医,经外籍鼠疫专家伯力士救治,他住院10多天便康复了,恢复得和正常人一样。退休前他在一家公司做会计。因老伴去世多年,如今他靠退休金,生活在常德城郊的一所养老院里。他原本原本思维敏捷,还具有较强的文字功底。但不久前生了一场病,他变得反应吃顿,口音含糊。
  • 85岁的细菌战受害者、对日诉讼原告代表张礼忠在家中锻炼身体。常德鼠疫爆发时,张礼忠10岁,一家13口人住在常德最繁华地段。张父是常德唯一能压制橡皮圆章的人,并开有一家刻字店,生意兴隆。然因细菌战,两年中家中死了6口人,三处房屋约500多平被烧光。张父因精神上打击太大,成为植物人,并在两年后去世,终年43岁。迫于生计,母亲带着张礼忠及弟弟,在远亲的船上做工,四处流浪。其哥哥因无人照料,19岁便病死了。张礼忠长大后,进入常德一家建筑公司工作。退休后,他常借机给孙子、孙女讲述当年的细菌战历史——“不管他们是不是感兴趣,都要给他们耳朵里灌一点。”
  • 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骨干——右起会长高锋(42岁)、常务理事易友喜(53岁)、常务理事胡精钢(67岁)、常务副会长徐万智(77岁)、秘书长丁德望(84岁)。该协会是目前全国唯一的细菌战受害者协会,其业务包括:调查收集相关资料、维护受害者权益、开展爱国主义宣传和组织对日诉求工作。但在缺乏经费、骨干成员年纪偏大和年轻人后继无人等多重原因困扰下,该协会已进入休眠状态。每年只能通过办两、三件事,保持协会的凝聚力。与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一样,义乌、丽水等地的细菌战民间协会也面临着成员老化,后继无人的尴尬困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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